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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到万家》 小人物的生活逻辑******
在将于大年初一播出的2023北京台春晚上，《幸福到万家》主创将再聚首，唤起观众对这部曾经在北京台热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又一波回忆。这部新时期的“秋菊打官司”没有《山海情》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也没有《乡村爱情》的强大阵容和宣传造势，为什么却能被首都观众所接纳？究其原因，是片中折射出的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引起了广大首都电视观众的共鸣，把温暖的现实主义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温暖的现实主义首先要体现生活的逻辑
2017年10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极具老北京特色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立即引起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热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从此，“温暖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越来越为影视界所接受。
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都市情感剧、家庭题材剧一直以来都是电视剧作品的主流，尤其是一些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最容易引起广大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共鸣。有资料显示，2018年央视及各大卫视收视排名前30的热播剧中，都市情感、家庭题材占比最大，占到33%。另外，电视剧网络播放量前50的作品中，都市情感剧集占比最大，占到36%。其实，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直就有，之前的《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爱情》、《温州一家人》以及2022年上半年北京卫视热播的《鼓楼外》等也都属于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至今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反映时代的主题、引起观众的共情之外，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因小见大地演绎生活的逻辑，比如《情满四合院》表现出的“远亲不如近邻”、《鼓楼外》表现出的“冤家宜解不宜结”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表现出的“生活要靠自己努力”等等。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么如何体现“来源于生活”呢？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体现生活的逻辑。而《幸福到万家》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体现了小人物的生活逻辑。
《幸福到万家》看似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剧中反映的生活场景离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有点儿远，但是片中展示出的小人物的生活逻辑，比如女主角何幸福的“较真儿，认死理儿”、勇于挑战不合理的“生活常识”等等，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此，这部作品才能如此牵动观众的心、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共鸣，而没有城市或者乡村的差别。
“认死理儿”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何幸福作为剧中女主角，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凡事都“较真儿，认死理儿”的劲头，从开头因为低俗的婚闹而执意为妹妹讨说法，到因为征地问题与万家集团对簿公堂，再到为了找到水尾村儿童患病原因而私下调查污水处理厂排污问题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她的鲜明个性。虽然，她为此吃尽了苦头：家人的不理解，村民的白眼和抱怨，甚至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城市闯荡，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死理儿”的执着劲头，才有了她后面的幸福生活。
看到这里，观众恍然明白，“认死理儿”其实就是一种质朴的执着精神，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流传多年的婚闹陋习在万家庄被禁止；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万家庄的当家人万善堂才会认识到即便自己一心为民，也要讲究工作方法；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一个农村姑娘才能赢得一个外籍跨国公司高层的欣赏，从而打开了小律所的发展之门；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导致水尾村众多儿童离奇患病的幕后原因才能被最终查清，从而保住了万家庄的一片青山绿水。
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执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认死理儿”。比如，万善堂作为万家庄的领头人，虽然看似霸道，但是他一心为民，“从来没欺负过任何人”；律师关涛也有自己“认死理儿”的地方，那就是坚守律师的职业道德，坚持“法律不是用来挣钱的”。所以，当何幸福们的“认死理儿”一次次地呈现在荧幕之前时，我们的内心也一次次地共鸣了。
生活的“常识”未必是真理
除了“认死理儿”，《幸福到万家》展现的另一个生活逻辑就是：许多所谓的“生活常识”其实未必是真理，要像何幸福一样勇于挑战不合理的“生活常识”。比如，低俗的婚闹是现实生活中经常能遇到的现象，很多人都在批判这种现象，但是遇到了也无可奈何。剧中，何幸福面对低俗的婚闹坚决抵制，身边无论是村民还是亲友都非常不理解，认为婚闹是多年传下来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识”了，很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但是何幸福认识到这一陋习是不合理的，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伤害，坚持讨要说法，最终凭一己之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了婚闹陋习在万家庄的明令禁止。
再比如，万善堂是万家庄的领头人，也是万家庄走上发展之路的大功臣。虽然万善堂存在工作作风霸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毛病，但是所有村民包括何幸福的公公婆婆和丈夫都习以为常，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似乎也是应该的。只有何幸福不这么理解，她坚持人跟人都是平等的观点，在征地补偿、王庆来被踢等事情上坚持己见，甚至不惜对簿公堂、向上级写投诉信。她用自己的执着勇于打破不合理的“生活常识”，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还社会以真理。
生动刻画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幸福到万家》又一次奏响了温暖现实主义的时代旋律。
文/马银平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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